摘要：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空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低，弥补这些差距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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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香港凭藉着国家的支持、自身的积累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从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具有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会拥有令人期待的前景。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的经济体，吸纳全球资本流入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关系整个经济体的生死兴衰。
随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且从世界经济的边缘进入核心，香港的全球城市地位也开始随之上升，并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此外，香港回归之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香港特区政府都严格秉持法治精神，处处尊重并维护香港地区的法治。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体中经济较不平等地区，中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差距越来越大，无法享受香港繁荣带来的成果，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在这中间，廉政公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外部因素则包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时差优势，世界金融业的扩展和银行业的全球化，中国的腾飞对香港的促进作用。
而韩国互联网搜索公司Naver Corp也表示将删除位于香港的备份服务器，并将其转移到新加坡，以保护用户数据。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货物可以自由往来，这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投资者可以在香港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不用担心信息壁垒导致效率低下，蒙受损失。
香港能够25年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殊荣，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有廉洁的行政机构和企业文化。从这个角度看，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内外因的制度保障：尤其以完备的法治环境、高度自由和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以便利自由的信息和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环境、银行体系和监管体系优势为保障。银行扮演着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提供存款、贷款、投资、保险等服务，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而内地则利用香港的市场经济，学习引进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并进入全球市场网络和生产体系。
按照影响范围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为三类：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上述的变化表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性质、地位和趋势，正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地区化、区域化、世界性的特征转化为具有国家属性意义的国际金融中心。
同时设定各种保护资本和限制劳工成本的规定，比如不征收资本税和长期不制定法定低工资保障。20世纪70年代，香港正式结束英镑汇兑本位制，解除外汇管制，使得银行可以用各种货币调动其海外资产，宣布港元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国际环境变化看，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②显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自2019年起到2023年的几年时间内，香港的整体排名出现下行性的波动（见表1），得分③下滑明显（见表2）。不难看出，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恢复了香港的社会秩序，正力图使香港从一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一个国家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对于发展高科技、创新与创业的活动被香港商界精英视为不具经济合理性，香港的资本投资力求短平快，商业模式和经营锁定在短期回报或廉价成本的基础上。概括来说，政治环境、社会治理和突发性危机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会将如何？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以比较分析来评估这些变数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和冲击，是否到了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程度。可以说香港的崛起，内地的因素至关重要。继续发挥在一带一路倡议（BRI）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的作用。
全球最具影响力且每年定期发布有关经济竞争力报告的两个主要机构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⑩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维持现如今香港的金融生态会促成香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短期看香港可以依靠内地作为依托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长期看原先的经济模式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国际性金融中心地位的动摇，更重要的是加剧香港社会的不平等和科技创新的停滞，因此融入国家，加强政府引导才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可行思路。
最后，香港的机构、市场、法律、政策等与国际接轨，接纳与认可度高。因为此时CDS卖家将对它们支付与所担保债券面值相当的现金。
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亦体现在货币自由上。只要中国决定沿着金融全球化的道路，借助国家权威的精心指导，采用可控的、有选择性的和实验性的方式，香港将继续作为中国独特的金融中心，因为没有任何可靠的替代香港的地方。香港高度成熟的市场体制、法律与法治（包括金融、专业服务、产权及专利的立法与法治），是形成其特殊优势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因此，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必然是形成对外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廉政公署反腐败靠的是四大独立：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 一、问题提出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转向，相互的贸易摩擦和制裁手段，使得处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香港首当其冲，在自由贸易、关税豁免、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都增添了变数。
（二）完备的法治环境公正独立的法院、专业开放的法律业界、为政府依法施政把关的律政司、优良的法律建设、尊重法治的市民大众是维持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香港的法治建设也因此获得了国际认可。这为企业在香港募集资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助增强投资者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
而这种软实力与香港本土的基础设施相关。香港内部在经历自由市场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制度下，其弊端也逐渐显现：香港经济长期缺乏政府导向，地产财团垄断资本，不但造成世界罕见的房地产垄断独大，难以控制资本的无限扩张，而且限制政府对社会和民众的公共供给。
另外，当地4月外币存款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达到创纪录的270亿新元，今年首4个月亦增长近两倍，设立在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近几个月也翻倍达400间。香港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在服务贸易上保持顺差的经济体，排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通过发行债券、管理亚投行项目的资本、安排货币互换、提供便利融资以及利用其市场网络提高亚投行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机会。另外《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使得外资心存疑虑，随着外国资本和市场机构撤离香港，香港的全球金融联系功能将逐渐减弱④。②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标指数，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
香港的仲裁裁决可以在超过150个《纽约公约》缔约国执行。而香港的简单税制、低税率、廉洁政府、法制和司法独立、基础设施、员工生产力等均显示出香港的营商环境便利性。
首先《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可以凭藉其国际司法管辖区的特殊地位，使中央政府有能力更好地管理政策和金融风险，有利于国家扩大国际市场资源的准入，推出新的举措和政策。市场发展程度指标，包括证券化水平、可交易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量与市场价值、众多金融机构聚集产生的聚集效应等。
在治理方面香港也具有独特性，香港成为条约港之初就被定位为经济城市，而缔造经济城市的关键在于亲商、亲资本的环境。通过以上分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论从历史还是趋势上看，表面上是去国家化或国家缺位，实际上都有来自国家主权的作用和内地的各种支持。
其次，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GAB），并努力成为大湾区金融中心的先驱。也就是说，香港巨大且成熟的市场环境、监管制度与法制体系、自由开放的金融政策和较少的政府干预是使其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内部因素。金融对诚信和法治要求极高，法院是投资者解决纠纷、保障自身权益的最后渠道。这并非与经济体量相关，而是与香港本土因素和经济功能密切相关。
《香港国安法》虽然已经使得香港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但国际社会依旧担忧香港能否回到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繁荣和稳定。⑨Jones and Geoffre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Australi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05–428.⑩从1990年开始，IMD会每年分析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该国家和地区内企业的竞争力，并为其排名。
四、迎接变化与挑战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民主的橱窗，而台湾则是自由的灯塔。香港经济软实力的产业体现为高端服务业，又称全球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国际金融中心。
雪上加霜的是，从占中风波到修例事件，反复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活动撕裂和撼动着香港社会。在民粹主义抬头的欧美社会和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取得新融合、新发展的当前时刻，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借口香港社会的矛盾，通过了所谓的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并实施针对个人和企业所谓的制裁，一再威胁香港自由关税的地位，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蒙上阴影。
